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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市最早的故址名鸠兹，在今市东南约四十里的水阳江南岸。《左传》：“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此处记叙的衡山是当涂县东北面的横山。而鸠兹城址则位于水阳江南岸一带侵蚀残丘向北延伸的尽头。由此往西地势低平，多为湖塘沼泽地区，因湖沼草丛，鸠鸟云集，而得名鸠兹，又称“勾兹”、“皋兹”、“祝兹”等。在鸠兹附近有一长形湖泊因“蓄水不深而生芜藻”，故得名芜湖。此段水阳江当时称为中江，西连长江，东通太湖，为一条重要的东西交通水道。鸠兹是控制中江的一个渡口，位置相当重要。公元前109年即汉武帝元封二年，鸠兹已设县，易名芜湖，此乃早期的芜湖城。

   芜湖设县以后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三国时因战争频繁，芜湖地位日显重要。吴国地处江东，以长江为天险与曹魏对峙。但其主要城镇距长江较远，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黄武二年（223）孙权将芜湖县治由鸠兹西迁到青弋江口不远的今城东南隅的鸡毛山一带的高地上（古鸠兹旧治再未复用），成为今日芜湖市最老的城区。东晋时期，芜湖已成为临江重镇。公元324年，大将王敦在鸡毛山屯兵筑城驻守，故有“王敦城”之称。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省芜湖入襄垣县，芜湖县级行政建置被撤销。隋唐时期，芜湖皆为当涂县属镇。五代十国时南唐升元（937－943）年间复置芜湖县。从此芜湖作为县一级行政建置直至1949年。

   两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为促使农业的发展，大兴筑圩，大片湖沼变成良田。在芜湖地区修筑了政和圩、行春圩、陶辛圩和万春圩等。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城区也迅速扩大，芜湖成为当时沿江的一座名城。约在十一世纪初，芜湖筑城垣即宋城。今北门外高城板，东门外鼓楼岗等皆为宋城遗址。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金兵不断南侵，芜湖城遭兵焚毁成废墟。淳熙七年（1180）又筑城，但已不如以前繁荣。元初芜湖县城又行恢复，人口曾达五万人左右，但在元末又遭兵火毁坏。明代芜湖的经济又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各地商人和工匠纷至经营各业，以染浆业和炼钢业尤为发达，南北货物汇集。明万历三年（1575）芜湖再次筑城，大部分与宋城重合。清代200多年间（1876年以前），芜湖商业同手工业不断发展，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沿青弋江到江口形成商业中心地带，号称“十里长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芜湖因交通位置和经济条件重要而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之一。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将芜湖列为通商口岸之一。次年英国在范罗山建立了领事行署，划定沿江滩地为租界。接着美、俄、法、日等帝国主义相继侵入，又于1902年将南起陶沟，北至弋矶山，东至普潼山，西至长江岸边的46.5公顷土地划为公共租界。从此大量洋货涌进芜湖市场，既严重摧残了传统的民族工业，又刺激了商业的畸开发展，同时大量粮食、农副产品及矿产原料被廉价掠夺运走。他们在租界内修马路，建码头、仓库、堆栈、楼房，开办教堂、医院、学校等，使芜湖市区由青弋江两岸一带向西北沿长江右岸发展，扩大了市区范围。

   开埠通商以后，由于地理、经济条件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采取政治手段等，使米商云集芜湖开设米号，米市中心遂由镇江迁来芜湖，并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每年“经芜湖输出之米粮数五六百万石至一千万石”，有“堆则如山，销则如江”之说。同时官僚买办资本及民族资本开办了“裕中纱厂”、“明远电厂”、“益新面粉厂”等新式工厂及其它一些小工厂，后因帝国主义侵略、压榨加剧等原因大都被迫停办、倒闭。由于经济的畸形发展，老城区与外国租界之间的大片空地辟为新的街道，使市区进一步扩大。人口由1745年的1万多人增加到1915年的10万多人。

   1949年4月芜湖市获得解放。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下，芜湖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畸形发展的消费性城市，改造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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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下游南岸，中心地理座标为东经119度21分、北纬31度20分。南倚皖南山系，北望江淮平原，浩浩长江自城西南向东北缓缓流过，青弋江自东南向西北，穿城而过，汇入长江。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皖江与青弋江的交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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